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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这所最著名的大学,她的母亲亲昵地叫她玛尼雅

浏览次数:172 时间:2019-10-06

  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拿到养老金之后,开始设法找报酬高的职务。他想帮助他的女儿们。1888年4月,他接受了一个既讨厌又麻烦的位置:管理离华沙不远的斯图德西尼茨地方的一个儿童感化院。那里的空气和环境都令人不愉快,什么都不好,只是工资比较高,这个极好的老人从中提出一部分月薪,供给布罗妮雅求学。

  沙皇发明的最巧妙的侮辱方法之一,是强迫波兰小孩每天用俄语说天主教祈祷文。就这样,他以尊重他们的信仰为借口,却亵渎波兰孩子们尊重的东西。

  这些贫穷的青年人组织聚会和圣诞夜餐会,一些好意的厨子给夜餐会做华沙菜:浅紫色的热巴尔什茨、磨菇白菜、塞肉的白斑狗鱼、罂栗子糕、几杯伏特加、很浓的茶还有戏剧表演,由一些业余演员表演喜剧和正剧。这些晚会的节目单是波兰文印的!用象征的图画作装饰:在白雪覆盖的原野上有一所茅屋,底下有一个顶阁,里面有个沉思的男孩在低头看书末了是个圣诞老人由烟囱向一个实验室里倒科学书籍。

  一个孤独的年轻女教师可以写很多信,只求有回信,信里有城里的消息。日月慢慢地流逝,玛妮雅按时对亲属叙述她拿工资的生活状况,在这种生活的卑微职责中,交替而来的是“伴侣”的钟点和尽义务的娱乐。

  她不怀着从前那样的敬爱向上帝祈祷,上帝已经不公平地把这些可怕的打击降在她身上,已经毁灭了她周围的快乐、幻想和温存。

  听见一位安详庄严的学者说这样短短的一句话,以前那些年的挣扎和受苦都是值得的了。

  流动大学的任务,不只是补足从中学校出来的少年的教育。这些学生听讲之后,还要从事教学工作。

  这时,杜普希雅抬起头来。

  去年用伞保护她,使她不受爱慕者包围的那个迪金斯卡小姐,现在又给她一次更适当的保护。她确信玛丽的前途不可限量,在华沙用尽一切办法,替玛丽请求“亚历山大奖学金”, 这种奖金是供给成绩好的学生在国外继续深造用的。

  女教师不能留短头发,女教师必须端庄、平常,外表要和一般人一样。

  玛妮雅上学很用功,甚至是非常用功。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决定在选择职业之前,让她到乡间去住一年。

  七月到了,激动、匆忙、可怕的磨难,在那几个折磨人的早晨,玛丽同30个学生关在考场里,觉得神经紧张, 字都在她的眼前跳动, 有好几分钟工夫她不能读那与命运有关的题纸,不能认清一般考题和“讲义考题”的词句。考完之后,就是等候的日子,要按照成绩优劣,在梯形教室里宣读。玛丽挤在里面,与同考的人和学生家属混杂一起,等候主考人进来,一直被人挤着,推来推去。忽然安静下来了,她听见头一个念了自己的名字: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

  Z 先生和夫人的长子卡西密尔,由华沙回到斯茨初基来度假,在几个长假期之后,他发现家里有一个家庭女教师,跳舞跳得极好,能划船,能滑冰,聪明娴雅,即席赋诗能像骑马或驾车一样地不费事,她与他认识的青年女子不同——完全不同,不同得出奇!

  但是她准知道一定要叫她。她知道,过去几乎总是要她回答政府督学的问话,因为她知道得最多,而且俄语讲得好极了听见叫她的名字, 她站起来了。 她似乎觉得热——不对,她觉得冷。一种不让讲波兰语的可怕的耻辱感卡住了她的喉咙。

  这辆四轮马车走过塞纳河,周围的东西都使玛妮雅心醉:那条雾蒙蒙的河的两个支流,那些庄严而又优美的岛屿,那些古迹,那些广场,在左边的圣母教堂的那些塔。走上圣米雪尔大道的时候,驾车的马放慢了步伐,一步一步地走着。就是那里!到了!这个女学生拿起她的皮包,提起她那沉重的毛料裙子的裙褶,匆忙中,她不留意撞了邻座的一个人,她羞怯地用迟疑的法国话道了歉。然后,由车顶急急走下梯级,到了街上,脸色紧张,向那座宫殿的铁栅跑去。

  恋爱的结果不幸,智力的梦想失望,物质的景况极其困难。玛妮雅试图忘记自己的命运,忘记自己永远陷进去的这个泥淖。她转向家里的人,不是请求他们帮助,也不是向他们诉苦;每一封信里她都尽量提出劝告,答应给予帮助。她愿意家里人都过上很好的生活。

  玛妮雅很早就知道了生活是残酷的;对民族残酷,对个人残酷。

  无论玛丽如何不爱交际,每天总不免要遇到一些人。有些小伙子对她很友善而且真挚。在索尔本,外国女子是很吃香的。这些贫苦女子差不多都有天才,她们由很远的地方到龚古尔兄弟称做“学问的奶娘”

  在9月间,玛妮雅启程返回华沙,14个月的漫游,使她眼花缭乱。她回到她家新搬的住房,这所房子就座落在她学习过的中学校旁边。

  1882年春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他们聚在桌子周围吃早点。看他们的样子,都有些类拔萃。16岁的海拉,颀长娴雅,毫无疑问是这一家的“美女”;布罗妮雅脸庞鲜艳得像一朵盛开的花,头发是金色的;最大的约瑟夫穿着学校制服,体格象北欧运动员玛妮雅的脸色倒是很好!她增加了体重,她那合体的制服显得她的身材并不太瘦。因为她年纪最小,当时不如她的两个姐姐好看。但是她的脸也和她们一样显得兴奋愉快,眼睛明亮,头发光润,皮肤白嫩,与一般波兰女子相同。

  在布罗妮雅家的一场家庭紧急会议决定玛丽搬到拉丁区去住,靠近大学、实验室和图书馆。德卢斯基夫妇坚持要借给这个青年女子几法郎,作为搬家费用。

  法国的声誉使她着迷。柏林和彼得堡都是在波兰的压迫者统治下。法国珍视自由,法国尊重一切情操和信仰,而且欢迎所有不幸的和受迫害的人,无论这些人是由什么地方去的。

  起初,周围的寂静使她很得意,就继续玩这个极有趣的游戏;但是她忽然惊慌起来,看了看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和夫人惊呆了的脸,又看了看布罗妮雅不高兴的样子,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话,就不由得哭了;神童气概完全消失,她还不过是一个4岁的孩子,痛哭着并且悲哀地重复着说 :“请原谅我原谅我我不是故意这不是我的错也不是布罗妮雅的错这只是因为它太容易了”

  这是一所多么著名的大学啊!这所最著名的大学,几世纪以前人们就把它形容作“宇宙的缩影”, 路德说过 :“最著名、最杰出的学校是在巴黎,它叫做索尔本!”

  她之所以如此关心布罗妮雅的事业,这是因为有一种比血统还要强的联系,使她亲近这个青年女子。

  她还不了解这些令人痛苦的原因,也不懂她的母亲为什么严格地使自己与他们隔离。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这时候已经病得很重,生玛妮雅的时候,她就有了结核病的初期症状,后来5年中,虽然经过多方调治,她的病情还是发展了。不过这位勇敢的基督徒总是生气勃勃,衣着整洁,照旧过着忙碌的主妇生活,给人一种身体健康的错觉。她自己立下严格的规矩:只用她专用的餐具,不拥吻她的女儿。那些小斯可罗多夫基不大知道她有这种可怕的病症他们只听见由一间屋子里传来的一阵阵短促的干咳声,只看见母亲脸上的忧愁阴影,只知道由前些日子起,他们的晚祷辞里加了一句很短的话 :“保佑我母亲恢复健康!”

  或是冬天比较长,七层顶楼上冰冷,冷得玛丽不能入睡。她颤抖着,煤没有了但是这算什么?一个华沙女子会忍受不了巴黎的冬天么?玛丽再点上灯,四周看看,打开那口大箱子,把所有的衣服都拿出来,能穿多少就都穿上,然后再钻进被窝里去,把其余的衣服——她的衬衣和替换衣裳都堆在被上。可是天气还是太冷,玛丽伸出手臂,拉过那唯一的一张椅子,提起来压在成堆的衣服上,给自己一种有重量和暖气的幻觉。她一动不动地等待进入梦乡。这时,水桶里慢慢结了一层冰。

  玛妮雅不仅要听安霁亚结结巴巴地背课文,要教布朗卡做功课,等这些事都做完之后,这个勇敢的女子还要上楼去,在自己屋子里等着;楼梯上响起小靴子的响声,夹杂着赤脚走梯级的轻轻的脚步后,她知道她的学生到了。她借了一张松木桌子和几把椅子,以便他们可以舒舒服服地学习写字。有七八个老实青年坐在这间石灰墙的大屋子里的时候,玛妮雅和布朗卡仅能维持秩序,并且帮助那些写字完全失败的学生。他们焦急得吸鼻涕并且喘气,拼不出一个难记的字来。

  斯可罗夫斯卡夫人用她手指抚摸她最小的女儿的前额。这种抚摸是玛妮雅所知道的最亲切的表示了。

  布罗妮雅正怀着孕,身体很沉重,仍然亲自捆扎她妹妹的一点可怜的所有物,把它们堆在一辆手车上,以便短途搬运。然后,卡西密卡和他的妻子又上了那著名的公共马车,由一辆马车的顶层换到另一辆马车的顶层,隆重地伴送“小东西”到她的学生住房去。

  玛妮雅起初很胆小,有一点怀疑,后来被她朋友的大胆意见征服了。她和姐姐布罗妮雅和海拉以及同伴玛丽亚·拉可夫斯卡,一起参加了“流动大学”的定期聚会:有一些仁厚的教师讲解剖学、博物学、社会学,给想提高文化的青年听。这些功课都是秘密讲授的,有时候在皮亚塞茨卡小姐家里,有时候在别的私人住宅里,这些学生每次八个或十个聚在一起写笔记,传阅小册子和论文。一听见极小的声音,就都颤抖起来,因为若被警察发觉,他们就都不免下狱。

  每一家的历史里都有一个全盛时期。受到种种神秘原因的驱使,某一代会是天赋独厚,格外活泼,格外美丽,而且格外成功,超过前代,远胜后代。

  昨天她听布提先生讲课,他那像猿猴的头里装满了科学的宝藏。玛丽愿意听所有的课程,愿意认识那张白纸布告上列着的23位教授。她觉得似乎永远不满足她心里的焦渴。

  玛妮雅生性要先人后己,布罗妮雅明显的焦心和沮丧,成了她时刻在念的忧虑。她忘了自己的抱负,忘了自己也迷恋那个希望之乡,也梦想走1千公里路到索尔本去满足她的求知欲,然后带着宝贵的行李回到华沙,在亲爱的波兰人中间,谦虚地从事教学工作。

  不要叫我!“

  前面是一个空钱袋,一些老鼠正在咬它玛丽参加了这些庆祝。她没有工夫学扮演或在喜剧里担任角色,可是在雕刻家瓦斯科夫斯基举办的爱国晚会中,她被选为舞台造型《波兰打破枷锁》的主角。

  到夜间很晚的时候,玛妮雅才遗憾地离开静电计、试管和精密天平,回到家里,脱去衣服,在她的窄床上躺下。但是她不能入睡。一种激动人心的兴奋使她睡不着,这种感觉是她从来不曾有过的;她长久以来不明确的使命,现在就像受到一种神秘的命令驱使那样呈现出来。这个青年女子突然感觉到迫不及待,感到烦扰。玛妮雅把“工农业博物馆”的试管拿在她那美丽的巧手里的时候,就神奇地又回到她童年时期的依稀的回忆中了:想到她父亲的那些物理仪器,那些总放在玻璃匣里不动,而且她总想拿来玩的东西。她已经重新结牢了自己的生命之线。1891年9月,玛妮雅在喀尔巴阡山的察科巴纳度假,她要在那里与卡西密尔·Z 会面。但是在察科巴纳,两个青年人在山中的两次散步中,已经进行了决定性的交谈。由于那个大学生又对玛妮雅吐露他已说过上百次的犹疑和恐惧,玛妮雅产生了厌烦。

  这两个女孩子突然静悄悄地从房子的窗前走过,这些窗户都挂着同样的硬花边窗帘。

  在开始几个星期里,她遇到了一些没有料到的障碍。她认为自己精通法文,她错了;常有整个句子因为说快了听不清楚。她认为自己受过充分的科学教育,能够轻易地跟上大学的功课;但是她在“普沙兹尼士附近斯茨初基”那个乡下地方独自进行的研究,与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通信得来的知识,在“工农业博物馆”里碰运气做的实验,都不能代替巴黎中学毕业生的扎实的教育,玛丽发现她在数学和物理学知识上有极大的缺陷,为了要得到她时时刻刻羡慕着的理学士的华贵头衔,她必须努力用功!

  她正在工作,她的考试很成功,而且她正在恋爱!她爱一个波兰人,叫作卡西密卡·德卢斯基,是她的同学,品质很好,令人喜欢,唯一不方便的特点只是不许他住在俄属波兰,他若回来,政府就要放逐他。

  她按次序说完了那很长一串名字,霍恩堡微笑了。

  600卢布!够用15个月了!玛丽虽然很知道如何替别人求助,自己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求这种补助,尤其没有勇气去办必需的手续。得到之后,觉得眩晕迷惑,赶紧向法国飞去。

  1885年9月的一天早晨,这个沉默寡言的青年女子,在一个职业介绍所的前厅里等着轮到她;她穿了她的两件衣服中最朴素的一件,在褪色的帽子底下,她那留了几个月的金色头发是尽力用发针扣紧的。

  “克雷洛夫的《寓言》,我们今天才开始读。”

  这个青年女子让迪金斯卡小姐去抵御那些她不感兴趣的主动接近者,她自己则去接近那些不献殷勤并且可以一起谈功课的人。她在一堂物理课和一次实验中间,同那已经是教授的保罗·潘勒维闲谈,同让·佩韩和查理·谋汉——法国科学界的两个未来领袖谈话。这种交情是疏远的,玛丽没有工夫结交朋友和谈情说爱,她爱的是数学和物理学她的头脑很精确, 智力惊人地清晰, 没有任何“斯拉夫式”的混乱能破坏她的努力。支持着她的是一种铁石般的意志,一种求完善的狂热情趣,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固执。她有步骤地、耐心地达到她自己的目标;1893年,她先得到了物理学学士学位;1894年,她又得到了数学学士学位。

  她想到这些粗野的人里也许藏有天才。她对这个愚昧的海洋,觉得自己软弱已极,无能为力!

  这些学生细心地缝完了最后一针,就把针别在布上,停了缝纫活;她们坐在那里不动,两臂交叉,一律是深色衣服,白领子,表情都相同,这时25张孩子的脸突然都变都老了,都带着一种隐藏着的恐惧、狡猾和憎恨的坚定神色。

  这种饮食,使几个月前离开华沙时气色很好的健壮女子很快就患了贫血。她时常由书桌前一站起来就头晕,刚刚抢到床前躺下,就人事不省。醒过来的时候,她自问为什么昏过去;她觉得自己有病,但是她对于疾病也和对于别的事情一样,极为轻视。她一点没有想到,她是因为身体虚弱而晕倒的,也没有想到她唯一的病乃是饥饿。

  这个18岁的女孩,突然恐慌起来。玛妮雅坐在这辆笨重的把她送到异乡去的车子里,羞怯和恐怖使她颤抖。假如这个新雇主还和从前那些雇主一样,该怎么办?若是在她走了之后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患病,可怎么好?她还能再看见他不能?她是不是作了一件很蠢的事?十个、二十个令人痛苦的问题袭击着这个少女。她紧靠车窗,在茫茫的暮色中含泪凝望着在白雪下面沉沉入睡的原野向后飞驰。眼泪刚用手擦干,就又流了出来。

  玛妮雅天生有惊人的记忆力,她清楚地记得上年夏天和姐姐在一条小河里划水玩,一玩就是好几个钟点记得她们秘密地捏泥饼,衣服和围裙上都溅了黑泥点;还把泥饼放在木板上晒记得那棵老菩提树,有时候七八个小捣乱——她的表亲和朋友——一齐爬上去, 他们也常把她这个手臂太弱、 腿太短的“小东西”举上树去;他们在大枝上铺着又凉又脆的白菜叶,在白菜叶上晾着板栗、生胡萝卜和樱桃等食物她记得在马尔基,约瑟夫在一个燥热的谷仓里学乘法表,他们试着要把她埋在那流动的谷粒堆里!她也记得斯可西波夫斯基老爹,他驾着大型的四轮马车的时候,总是那样高兴地把鞭子抽得噼噼啪啪地响!

  玛妮雅刚刚在那浓烟弥漫的巴黎火车站下了火车,那种惯有的奴隶压迫感忽然离开了她,她的肩膀舒展了,心脏和肺叶都觉得舒服,呼吸到自由国度的空气,这在玛妮雅还是头一次。玛妮雅住进了布罗妮雅的家。

  转眼之间,在这个一向自夸把玛妮雅当作朋友看待的人家里,社会界限竖立起来了,无法越过。玛妮雅不能作出离开Z 家的决定,她怕使她的父亲不安,而布罗妮雅的积蓄现在只不过是一个记忆中的东西,现在是玛妮雅和她的父亲供给布罗妮雅在医学院求学,她每月给姐姐寄15卢布,有时寄20卢布,这差不多是她的工资的一半。到什么地方还能找到这种待遇?

  今天拖延的时间太短了看门刚刚发出约定的信号,霍恩堡就在引导者前头到了楼梯平台,进了教室,天哪!都安顿好了么?都安顿好了。25个小女孩都在低头作针线,手指上戴着顶针,在毛边的四方布上锁着扣眼剪子和线轴散乱地放在空桌沿上。杜普希雅头上的青筋有点突出,脸色涨红;教师的桌上明显地放着一本打开的书,是合法的文字印的。

  这英勇奋斗的四年,并不是玛丽·居里最快乐的日子,但是在她的眼里是最完美的日子,离她仰望的人类使命的极峰最近。一个人若是年轻而且孤独,完全专心于学问,虽然“不能自给”, 却过着最充实的生活。一种极大的热情使这个26岁的波兰女子能够无视她所忍受的贫困,能够安于她的贫贱生活。到后来,恋爱,生男育女,作妻子和作母亲的忧虑,一种繁重的工作的复杂性,将把这个幻想者重新送进实际生活。但是在此刻这个有魔力支配的时期中,她虽然比以后任何时期都穷苦得多,却像一个婴儿那样无忧无虑。她轻松地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翱翔,永远认为那是唯一的纯洁世界,唯一的真实世界!

  1891年9月23日,玛妮雅由华沙向布罗妮雅写信,请求到巴黎去使精神恢复平衡。

  中学、寄宿学校、大学玛妮亚·斯可罗多夫斯基的青年时期是被这些词缠住了。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在中学里教课,布罗妮雅由中学出来了,玛妮雅到中学去,约瑟夫到大学去,海拉到西科尔斯卡寄宿学校去直到现在,她家的样子,也是一个学校!

  这座知识殿堂中,在1891年的时候,样子很特别,六年以来索尔本一直在改建,现在像一条正在换皮的巨蟒。在那很长的、颜色很白的新正面后边,邻近黎塞留时代的老朽建筑的工地上,不断传出鹤嘴锄的撞击声。这种忙乱情况,使学生们的生活增添了一种别致的混乱。在工程进行中,由一个教室移到另一个教室上课;在圣雅克弃置的旧屋里,不得不设了几个临时实验室。

  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最希望能到法国去求学。

  考问结束,这个官吏离开座位,略一点头,向隔壁屋子走去;西科尔斯卡小姐随在后面。

  最后玛丽不得不说实话了:从前一天晚上起,她只啃了一把小萝卜和半磅樱桃。她用功到清晨三点钟,睡了四小时,就到索尔本去。她回到家里,吃完剩下的小萝卜,然后就晕过去了。

  玛妮雅在16岁的时候,就知道了补习教师的辛劳和卑屈:在雨天和冷天穿过市区,走很远的路;学生常是不听话或懒惰的,学生家长往往让人在有穿堂风的门厅里等很久。或者只是由于疏忽,到月终忘了付给应付的几个卢布,而这个教师是急需钱用,算准了在那天早晨一定能拿到的!

  教师们致祝词,和俄属波兰的教育总监阿普式京先生轻轻握手,玛妮雅向他致最后敬礼小斯可罗多夫斯基按照习惯穿黑礼服,上衣上用扣针别着一束红蔷薇,致了告别词,对朋友们发誓每星期给她们写信,拿了一大堆当作奖品的俄文书,大声说这些书“可怕”。

  但是此刻这位青年女子对这些青年男子不感兴趣。

  不久,被褥已经运走,箱子已经托运,这个旅行者还剩下一些各式各样的粗重包裹,这是她在路上的伴侣:三天在火车上的食物和饮料、坐德国火车时要用的折椅、书籍、一袋糖果、一床毯子。

  但是不行!大人们的谈话太叫人厌烦了。“ 依凡诺夫警察沙皇放逐密谋西伯利亚”玛妮雅一到这个世界来,就每天听见这些词儿;她模糊地觉得它们有一种可怕的意义,本能地躲开它们。

  在1892年,一个异国女子怎么能够一个月只用40卢布在巴黎过不太难堪的生活呢?这只合三个法郎的一天,而她必须支付自己的衣、食、住、书籍、纸墨等费用,还须缴大学学费。这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但是从来还没有一个问题是玛丽不能解决的。她有意地把分心的事都从日程中除去,不参加朋友聚会,不与别人接触。同样她断定物质生活毫不重要,认为这种生活并不存在。依据这种原则,她给自己安排一种斯巴达式的不近人情的奇趣的生活。

  她把意见告诉Z 小姐,Z 小姐立刻赞成,并且决定帮助她。

  几度迁居后,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在诺佛立普基路和加美利特路转角处的一所房子里住定了。因为家境困难,他们的生活逐渐有了改变。起初这个教师收了两三个寄宿学生,后来增加到5个、8个、10个。

  在这样困苦的冒险中,决不可能每天都是极好的日子,常有意料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扰乱了一切安排,几乎无法补救。如不能克制的疲乏,需要治疗的短期疾病,此外还有别的不幸,而且是很可怕的不幸仅有的一双底子有几个破洞的鞋子已经破烂不堪,不得不买新鞋。这就使好几个星期的预算被打乱,这一大笔开销不得不用尽方法弥补,在食物上节省,在灯油上节省。

  她为一个缝纫工厂的女工朗读,并且一本本地搜集波兰文书籍,聚成一个小图书馆,供女工们使用。

  玛丽亚·斯可罗夫多斯基在第三排上,本能地把她那恐慌地小脸转向窗户;心里暗暗祷告着 :“我的上帝,叫别人罢!不要叫我!不要叫我!

  玛丽后来大概还认识了别的快乐。但是在人与人之间无限亲切的时刻,甚至于在胜利和光荣的时刻,这个永远钻研不怠的学者从来不像在困苦和热心努力中那样自满,那样骄傲;她对她的贫寒引以自豪,把她独立生活于异域引以自傲。她晚上在她那可怜的屋子里灯下工作的时候,觉得她那还很渺小的命运,似乎已神秘地与她最为景仰的高尚生活联系起来了,她将成为过去的伟大的默默无闻的卑微者的同伴。有些人和她一样,他关在光线不足的小屋子里,也是离开他们的时代,才鞭策他们的才智超越已获得的知识范围的。

  这些都是仆人、农民、糖厂工人的子女,他们都围在玛妮雅周围。他们身上有一股不很好闻的味道。

  虽然斯可罗多夫斯基一家刚刚遭到灾难,却是到了这种全盛时期。在5个聪明热情的孩子中,死神夺去了素希雅;但是其余的4个却生来就有一种锐不可当的力量。他们后来战胜困难,克服阻碍,4个都成了非凡的人物。

  她不能用一个法郎再费半小时工夫去做肉片!她差不多没有进过肉铺,更不用说饭馆,那太贵了。一连几个星期,她只吃抹了黄油的面包,喝茶;当她想打一次牙祭的时候,她就到拉丁区的一家小饭店去吃两个鸡蛋,要不然就买一块巧克力糖,或者一个水果。

  约瑟夫和海拉幸而不用她担心,那个青年即将成为医生,那个美丽而且性情激烈的海拉正在为要作教授还是作歌唱家而迟疑不决,她一面尽力地唱,一面获得文凭,同时拒绝一切人的求婚。

  玛妮雅想不出来这些极有趣的小玩意儿有什么用处。有一天,她正踮起脚尖站着,极快乐地看着它们,她父亲简单地把它们的名字告诉她 :“物—理—仪—器。”

  到1893年,情形似乎是全无希望,这个青年女子差不多要放弃这次旅行了,这时忽然出现了一个奇迹。

  玛尼雅与玻亚赛茨卡这个“实证的理想主义者”

  这真是好极了!这个人看不见,或是不愿意看见玛妮雅心中的烦乱,她板着面孔,竭力压住心中的反感。

  但是每次到了秋天,玛丽必然产生同样的忧虑:那里去筹钱?怎样回到巴黎?40卢布接着40卢布,她的积蓄已经用完了;而且她一想到她的父亲为了要帮助她,连小享受都放弃了,就觉得十分惭愧。

  在克拉科夫大道66号,一个种着丁香花的院子的尽头,有一座两层的小建筑,只有极小的窗户透进光线。这个地方夸大地叫做“工农业博物馆”, 这样虚夸而且含糊的名称,是专为哄骗俄国当局的一个外表,因为“博物馆”决不会引人怀疑!在一个博物馆里教波兰青年学科学,谁也不会加以干涉玛妮雅的表兄约瑟夫·柏古斯基,是这里的领导人。

  玛妮雅上学后,她的样子和她的同学并没有多大差别。她坐在第三排,靠近一个高高的窗子,由窗子向外望,可以看见萨克斯花园里白雪覆盖的草地。她坐在邻近的桌子前面。穿整齐的制服,梳简朴的发型,是西科尔斯卡小姐的“私立学校”的规矩。

  20分钟后,玛丽一口一口地咽下卡西密尔命令给她预备的药:一大块带血的烤牛肉和一盘油煎的脆马铃薯。好像奇迹一般,她的脸上有了血色。当晚十一点钟,布罗妮雅亲自到她给妹妹放了一张床的屋子里去熄灯。几天工夫,因为吃得好,照顾得好,玛丽经过适当治疗,体力恢复了。然后,牵挂着快要举行的考试,她又回到了楼顶,答应他们说她从此懂事。

  这个青年女子每天在泥泞的道路上遇到一些农民,一些衣衫褴褛的男孩和女孩,在他们那大麻纤维似的头发下面,都是一张张顽钝的脸,她想起一个计划来。

  杜普希雅猛然挺直身子,急忙收拾起散乱的书籍。一些敏捷的手把课桌上的波兰文笔记本和课本收起来,堆放在5个敏捷的学生的围裙里,她们抱着这些东西,由那扇通往寄宿生宿舍的门走出去。接着听见搬动椅子,打开桌子盖,再轻轻关上的声音。这5个学生喘着气回来坐下。通前厅的门慢慢地开开了。

  的大学来,很引起法国青年的同情。这个波兰女子被笼络住了,她发现她的同伴大多数都是“苦学的人”

  玛妮雅在1885年12月10日写给她表姐亨利埃特·米哈洛夫斯卡的信中说:“亲爱的亨利埃特:我们分手之后,我过的是犯人的生活。你已经知道,我找着了一个位置,是在律师B 家里当教师;连我最恨的仇人我都不愿意叫他住在这样的地狱里!结果我和B 夫人的关系变得十分冷淡,我甚至不能忍受下去,就对她这样说明了;因为她对于我也正如我对于她一样‘亲热’, 所以我们彼此极能了解。” 她生长在非凡的人们中间,她身边有3个拿到文凭和奖章的青年,他们和她一样,都聪明,都有生气,而且都热心工作;所以这个未来的玛丽·居里并不显得格外出色。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中,过人的天赋很快就可以表现出来,可以引起惊讶和称赞;可是在这一家,约瑟夫、布罗妮雅、海拉、玛妮雅一起长大,彼此竞争着求学问,都富有能力和知识,当然没有人能从这些孩子中间的一个身上,看出伟大人物的征兆,没有人被她那初现的光辉所感动。没有人想到玛妮雅的本质会和她的哥哥姐姐们有所不同,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过。

  素希雅死了,斯可罗多夫斯基夫人死了。她从小失去了母亲的慈爱,失去了大姐的保护,在差不多没有人照料的环境中长大,从来没有诉过苦。

  玛丽接受这笔奖学金的时候,是把它当作对她的信任的证据,当作信用贷款。在她那坚决的灵魂里,她觉得把这笔钱留得太久是不诚实的,因为这笔钱此刻也许可以成为另外一个贫寒的青年女子的救命圈。

  她上了火车。忽然间,一种莫名的孤寂感向她袭来。

  再就是一个有好几个隔层的玻离匣,里面装满了奇异而且优美的仪器。有几支玻璃管、小天平、矿物标本,甚至还有一个金箔验电器以前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在教课的时候,常把这些东西带到课堂去;但是自从政府命令减少教科学的钟点之后,这个匣子就一直关着了。

  那天晚上,这个严肃的女学生成了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女子。她穿了一件老式的衣服,周身垂着民族色彩的长纱,金色头发从她那斯拉夫式坚定的脸庞两边披下来,随意地垂在她的两肩。那些波兰亡命者,在这折纹重叠的石榴布料的衣裳里看见了他们民族的形象。

  玛妮雅关窗户的时候自己想 :“罢了!我的运气不算坏!工厂确实是不好看,可是也因为有了它这个小地方才比别处活跃;时常有人从华沙来,也有人到华沙去。制糖厂里有一个给工程师和管理员预备的小住所,并不讨厌,可以到那里去借杂志和书籍。Z 夫人脾气不好,但是并不是一个坏女人;她对待女教师不甚苛求,那无疑是因为她自己也当过女教师,而且她的好运气来得较快。她的丈夫很好,她的大女儿是一个天使,别的孩子也都还不至于叫人受不了。我应该认为自己的运气不坏!”

  早在玛妮雅能记事的时候起,她母亲就没有亲吻过她。

  有很长的时候,索尔本的学生们,只认识他们这个不与人交往的同学的金色头发和斯拉夫式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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